让·努维尔对话街头艺术家JR

城市全球化是世界上最严重的问题之一，同样的事情和对象一遍又一遍地重复，这种全球化也影响了我们随处可见的产品。从进口产品的意义上讲，一切与全球化相关的一切，都需要比当地能找到的更好，人们未能理解每个地方都有自己的丰富性和特性，个体的特性只能来自于一系列独特的情境，这才能让世界更丰富而不是狭窄。

埃德加·莫林采取了一种我非常钦佩的立场，他认为全球化是积极的，主要原因有一个：个人之间的交流，他们能够互相交谈，有机会互相交谈，看到对方，远距离了解彼此交换意见，这是至关重要的。这是当今全球化最重要的方面，远远超过我们都知道的任何缺点，克隆情况随处可见，毫无意义，那些产品在我们不需要的时候到处传播，纯粹是出于利润和资本主义。

我建议大家用自己的方式谈谈这些问题，反映自己的想法、行动和经历，探讨这些关于城市全球化的想法及其弊端，表明我们不是反全球化，全球化在某些情况下可以是积极的。

我完全同意埃德加·莫林的论点，全球化让世界各地陌生人之间的交流成为可能，这可能是它唯一的好处之一，全球化就像任何伟大的创新一样，有优势但也有巨大的弱点。许多人不离开家，因为他们可以在网上交谈。

我的工作集中在两个非常具体的点上。第一个是让人们想离开家去见面，这是当今最困难的事情之一，因为你可以选择通过虚拟现实就可以游遍秘鲁，你可以使用软件与世界另一端的人交谈，人们互相是朋友，但从未见过面。对我来说，永远无法替代的一件事是人际关系，虽然我提到的这些渠道可以使这种人际关系永存，但是不能替代三次元的实际接触。

信息和联系让人们想要旅行，去见他们从未见过的朋友。

没错，它们让人们可以保持这些联系，我所有的工作都基于此，互联网在我17或18岁时才刚刚起步，我在手机或社交媒体之前就开始使用，我的艺术作品在那个时期得到了发展。我一直想要在我的工作中涵盖到那些我不认识的人，我在网上认识的人，并将信息扔进大海邀请他们参与。人们来参与参与式拼贴画，他们离开时会感到珍贵的与其说是艺术品本身，不如说是他们在艺术创作过程中遇到的人。

对我来说，艺术品就是制作艺术品的过程，具体例子是加利福尼亚州一座名为Tehachapi的戒备森严的监狱。

这座监狱是四级，戒备森严，与外界完全隔绝，里面的囚犯和看守也很难建立关系。他们不关在牢房里时，只能在院子里交谈，囚犯和看守之间有一堵墙，一堵真正的墙。

我在监狱工作的机会来自加利福尼亚州州长，他在被任命为州长之前偶然参与了我的壁画项目之一，我经过授权携带手机进入监狱，最初，我的想法是与囚犯一起创作一件艺术品，我认为让警卫以及成员在监狱中的团伙的受害者参与进来会很有趣，让所有这些人在一幅壁画上发声，并记录我们将在这幅壁画上看到的每个人的故事。

一进监狱，我就意识到我的手机是一种不可思议的工具，我可以用它来进一步推进这个项目，因为它提供了一种在这种地方不存在的交流方式。社交媒体在项目中发挥了核心作用，因为我能够在线分享我与囚犯的讨论，这也是我开发项目的方式。

其中一名囚犯参与者叫凯文，他脸上有万字符纹身，我从没想过会在真人身上看到，我问他的第一个问题是：“你是怎么弄到脸上的？” 他看着我，好像忘记了这个符号的存在。他告诉我这是他在监狱中代表帮派的标志，如果可以的话，他很想擦掉。

我在社交媒体上发了一张他的照片，引发了一波评论，我给他看了评论。他已经在监狱里待了17年，我向他解释了社交媒体的原理。世界另一端的人不会知道纹身背后的背景，所以我请他告诉人们他是如何、为什么纹身的，以及他为什么想要去掉它。

在阅读他的评论之前，我制作了一系列视频，并在监狱现场发布，我看到了它对他的影响：他从未同时受到如此多的关注，感受到这么多的情感，监狱里的人、看守、家人和凯文自己的家人以及世界各地的人都看了这些视频。

我向囚犯询问了免费的“JR Mural”智能手机应用程序的影响，这个应用程序存储了他们口述的个人生活，你可以在应用程序上点击一张脸聆听此人的故事。囚犯在监狱里不允许使用手机，因此这个应用程序对他们家庭的影响比对囚犯本身的影响更大。

此前凯文18岁的女儿从未去看他，因为她认为他不配她的爱，然后她听了他的故事。凯文告诉我：“如果她来探视室看我，她会以一种我永远无法做到的方式听我表达自己的想法。在40分钟的录音中，我敞开心扉，哭了，我解释了我从哪里来，我是如何来到这里的。从那以后，她每周都来看我。”

外面的人，包括狱警和主任听了他们的故事，也说小组中的囚犯的大多数家人都已与他们恢复联系。

他们不再被视为动物，而是被视为人。当然，我确保不包括强奸犯、杀人犯和其他任何可能以其罪行震惊外界的人。在我的小组中，有些人已经在监狱里待了15到19年，他们因各种原因被判长期徒刑，有的是因为他们卷入了帮派，有的是因为美国的三击法，即犯下三项以上罪行的人被判无期徒刑等等。

由于这个项目恰好在三年前启动，我为项目招募的囚犯100%被转移到安全级别较低的监狱，其中三分之一被释放的原因很简单，因为艺术显示了他们的改变。

凯文是被释放出狱的人之一，他在外面做的第一件事洗纹身，颇具戏剧性的是为他洗纹身的人正是一位犹太人。

有趣的是，来自不同背景的其他囚犯并不认为他是极端分子，他们知道他变了，所以纹身对他们来说毫无意义。与此同时，而在监狱围墙外的社会中，人们会害怕地避开他。

这个项目的重点是给予和接受第二次机会的想法，但最重要的是，这是与那些他从未见过但在那一刻相信他的人发生的交流，这在更早的、不那么全球化的世界里是不可能的。他的家人还是不会去看望他，看守还是用同样的眼光看他，脸上有纹身，谁也不会给他机会，这些通讯联系让他得以出狱。每个人都对他感兴趣，甚至是国家，都相信这个人可能因为他表达得很好而改变了。

我的作品因全球化而存在，事实上，我可以向世界各地发送人民的印刷肖像，他们自己在从未见过我的情况下将这些肖像发送给我，他们热衷于捍卫公共花园或他们在伊朗的言论自由或其他地方的民主，让艺术成为他们的项目，这种项目只有在全球化的情况下才有可能。

同时，我有一些非常严格的规定，我保护人们在开始时列出的所有其他元素的唯一防御机制是避免接受品牌或政府的资助，并确保我的项目完全独立。我的职责是传播这些故事，确保它们不会被用于为另一个不相关的产品谋利。

正如埃德加·莫林所说，这些故事是经济全球化的根源，并且在人类和哲学层面上同样受到非议。

是的，这就是为什么我没有采用“打倒资本主义！”的说法，我们还没有想出更好的模板。我试着让我的创作过程尽可能纯粹，即使我的资金来自出售我的作品，我认为谈论这方面很重要。我将我售出的产品再投资到我的项目中，这让我可以完全自由地决定在哪里、何时以及如何执行艺术，这是对我有用的方法。

如果得到任何赞助，监狱的这个项目就会有所不同，这些人只是想分享他们的故事，艺术的力量不在于卖一顶帽子或一件T恤，而在于引发人们的思考，我认为艺术是质疑我们留下的东西的最有力方式之一。

囚犯们接受了非常深刻的采访，我不是记者，也不是来评判或打断参与者的。为了让他们做好准备，我告诉他们，他们要讲的故事会传到像我这样不认识他们的人那里。他们解释着生活中发生的事情，就像在和一个四五岁的孩子说话一样，所有的故事都讲得很简单。

这是我特别热衷于谈论的例子，因为归根结底，监狱是地球上最封闭的地方，而且它们没有受到全球化的影响。当你与囚犯交谈时他们的注意力是100%的，就好像你在和20年前的人说话一样。

它让你意识到我们的注意力已经改变了，每天结束时我都筋疲力尽，因为我总是保持100%的状态，我在真实的谈话中，监狱里没有广告或其他干扰，你总是沉浸在人际关系中。

这个项目不是我社区工作的唯一例子。有时，我的项目会持续15或20年。但是，在这个反映外部世界但却与全球化隔绝的微观社会中，由于全球化而自相矛盾地发生了一些惊人的事情——沟通联系。

监狱是另一个世界，所有与之相关的人，家人等等，所以我在监狱里开辟的“树洞”让影像可以环游世界。当然，并不是每个人都听过这些故事。就像电影一样，很多人都熟悉电影的海报，但真正去看电影的人数要少得多。有多少人听过并不重要，在监狱里，他们对家人、看守和政府官员产生了足够的影响，他们倾听了他们的心声，分享囚犯的故事改变了他们的看法。